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我们国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两个三步走”部署的逐步实现给了国人极大的热情，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就在我们手中将成为现实。对于前景我们应该乐观，同时也需要我们积极的做一些工作，使这一目标能保质保量的实现。我们的经济建设是靠市场经济来搞活的，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类社会状态，经济发展不应该是唯一的衡量指标。我们就不能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和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伦理生活，无疑是我们除了经济生活层面还必须同时考虑并进一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契约伦理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体系。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仍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也应与之相适应地不断趋于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做大量细致入微的理论探索工作。

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指导我们伦理形态发展方向的伦理形态的理论。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契约伦理还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之中。在此笔者先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正在形成中的伦理形态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契约伦理？这个问题是需要首先进行说明的。首先，从对西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具有传统性、经典性的社会契约学说来看我们今天日常的生活，我们确实还能得到这样的启示：社会生活本身就是普遍地贯彻了契约运行机制的。这可以从社会生活的有序性中得到解释，当然，这种有序在不同社会条件下还可以参杂各种历史性的因素。人类社会是追求理性，追求有序的。

其次，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国家是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朝着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目标不断前进的。而且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消灭剥削，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要求社会资源自由合理配置，它有助于调动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来使得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首要原则。作为手段，市场经济目前已经成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的必然选择，而且目前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同时我们能看到，市场经济制度是典型的契约制度，契约机制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市场经济中契约要素不仅在经济生产过程中起作用，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加深，这种机制对社会伦理生活的影响是必然的也会是深远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就会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基础的、理想的。我们似乎是偶然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必然的选择了市场经济（当然历史的前进都是必然与偶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笔者认为在社会形态的选择上似乎偶然性更大了些），使社会主义要素与契约要素历史地结合在了一起。历史是不好证明的，这一点也不需多作解释，那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面对这一现实尽可能地去预测并影响未来。所以相对于逐渐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契约伦理的形成也会成为一种趋势。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正在形成中”，而不是已经形成？根本上说，世间万物都是以过程形式存在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处于绝对静止的完成状态。社会主义契约伦理应该是有萌芽、产生、发展及不断成熟的过程的。有学者的观点就认为社会主义契约伦理还未产生，只具备了其中的一些社会要素，这些要素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契约伦理的产生成为可能。笔者也觉得下面这样认为也不错，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存的伦理状态视为社会主义契约伦理的萌芽或产生阶段，等到这种伦理形态将来到了成熟阶段时，我们再说它是已经形成了。不过就是这样也不能把将要形成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契约伦理看成是完成状态，一成不变了。它还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或更加成熟，这些都是后话。既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契约伦理有可能形成，或者就说正在形成吧，关键的环节就笔者认为就在于人的努力实践了。现实的伦理形态离理论或所谓的理想形态的社会主义契约伦理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这种差距体现在伦理形态所需要的社会基础还不成熟不完善不发达，如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意义上实现，体制改革还在不断探索中进行，人们的整体道德水平还是比较低下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体系的建构需要在科学的理论探索指导下进行，但理论探索也是需要在指导伦理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的改变，市场经济走向成熟都有待于所有社会人的共同努力，也还需要长期的过程等等。所以说社会主义契约伦理是正在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正视现状，从实际出发，在理论上找到符合社会伦理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契约伦理形态及其实现途径，在实践上为其必然实现创造社会条件。这确实是长期的历史任务。

下面笔者将着重谈谈对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认识。

义利观是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和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契约伦理的核心和基本问题。伦理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义利取向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演化的历史，义利内容的变化及取向的不同成为伦理学史发展的主线。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产生，一方面形成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另一方面，也伴随着义利内容与取向上对从前各伦理形态义利观的扬弃。社会主义契约伦理的义利观与历史上的其他伦理学的义利观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如何继承其积极的内容，剔除其消极的成份，是需要理论工作者们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本文还将涉及到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必然性、建构性、原则性以及具体实践性落实等问题。

义利问题古亦有之。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社会人的活动都是受其义利观支配的。义利观的形成离不开义利之辨，世界历史上任何地方任何时代任何义利观的产生都伴随着对义利关系的比较和认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义利问题研究又成为热点。主要集中于义利元问题、中国传统义利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问题、中外义利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义利问题等方面。总的来说，义利问题近二十年来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研究深度不断推进；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域不断拓展。这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研究变得似乎有些“扑朔迷离”了，有了难度和挑战，但对于我们所研究的理论将来可能产生的价值来说，当然是更上一层楼打下了不错的基础。这是玩笑话，没有这些前人的理论成果，很可能没有笔者今天所要做的这篇文章。

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主义契约伦理的义利观，离不开对已有的义利思想的批判继承。所以近二十年来对义利问题的理论研究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起点。义利元问题的研究内容中包含着对义、利各自内涵理解的演变及对义利关系的逻辑推演的论证。对于义利内涵的界定许多学者在遵循传统的义利本意基础上，从理论的、实践的等现实需要出发，不断地挖掘引申、多维透视、合理地演绎出义利的多层含义与关系。例如：欧阳润平认为，义与利是一个多维性的价值范畴体系，义与利各自具有三重含义，又相互对应形成三重结构，即公益与私益、人道与物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此为理论前提，又进一步提出能够指导企业道德化经营的义利统一论，是包括义利共存、义利共融和义利共生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发展的统一整体。王南湜提出义利关系的“层级分离性”，认为基于人类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社会秩序和生活意义三种基本需求，人类活动也大致划分为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三大基本领域，而且三大领域具有层级序列，每一层级都有各自的义利统一关系，而且在每一层级的义利关系中，都是该层级的活动依据其义对于利的独特规范或操作。基于三个领域的等级式逐层包容关系，可以得到三种逐层对利进行规范或操作的义或道德价值，即效率、公平和人格完满。三种基本价值或义不仅需要在各自领域通过对利的规范和操作而达成各层级的义利统一，而且三种基本价值或义之间也必须进行折中，达成一种中道，即形成一定的道德运作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这种对义利关系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义利内涵的复杂化，正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复杂的社会生活不同层面义利关系不断凸显的反映。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我们对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关系及正确的义利观的分析论证，必然以这样的义利内涵为基点。

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形成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义利观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已有的对古代“义利之辨”的梳理与探讨，需要论及义利之辨的产生、发展或义利之辨嬗变的原因等。对古代思想家义利观的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则会从哲学的、伦理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以及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对古代思想家的义利思想进行分析。在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化研究中，主要讨论儒家“仁爱”为核心的义利观对于现代化进程利大还是弊大，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交融的问题。这些都应该对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形成起到借鉴作用。可以对当代社会义利问题研究以方法论上的启迪。也可以是传统伦理学义利观念中合理的成分在当代义利观的形成过程中，对义利取向进行价值观上的引导。另外，从文化特色传承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外问题的比较研究方面总的来讲力度相对弱一些，但从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对我们的理论建构有价值的东西。研究认为西方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与调和相比较而言，对立一直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而原因则在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创造了功利与道义统一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主义契约伦理的义利观则必然以功利与道义的统一为要求。而且在研究中发现重义轻利是东西方都有的传统。这些结论都会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形成的要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问题研究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内容。罗国杰在其《论新时期的义利观》中，已经给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的义利观的答案：一方面强调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的思想，即把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又强调个人合法利益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这种新的义利观，也可以说是“以义导利、义利统一”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有利于既能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又能保障个人的合法利益。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而深刻地加强新的义利观教育，就能够在更坚固的基础上，更好地调动广大群众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克服和消除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对人们的腐蚀，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还有许多学者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考察，基本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归纳论证后做出文章。但这并不是说由于有了这些现成的东西后，对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研究变得简单了。整合归纳这些材料，合理地推导出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必然性、建构性、原则性以及具体实践性落实的工作并不是轻松的过程。

学者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义利观的研究中，涉及到对毛泽东的义利思想和邓小平义利思想的研究。因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将他们一脉相承的义利思想作为考察对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除了具有他们本身的理论意义的同时，对我们的理论探索还有理论参照和理论范导意义。另外，社会学视角下的义利问题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多，但也可给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研究以新的感觉和启示。

总的来讲，对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念的研究除了需要借鉴前人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外，我们工作的重点还要从这种义利观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因为这一层面所涉及的产权结构、分配方式、宏观调控等内容有着义利关系的最集中体现。义利观念就是从这里生发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去的。既要关照社会伦理制度层面也要关照个人道德层面，所以它既是底线道德规范而且也应该是追求德性完美的总参照。对这一内容的研究，将涉及到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的必然性、建构性、原则性的论证问题。这将是笔者今后对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研究的重头部分，由于篇幅问题，不便多谈。

社会主义契约伦理合理的义利观作为人类的实践理性，被认识到还不是它的最后归宿，只有它被实践的群众所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的统一，形成与社会实践良性互动时，其价值才能算是找到了落脚点。所以，最后笔者就这样一种伦理的义利观的实践性落实简单谈谈想法。

我们还是需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义利关系范畴（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竞争与合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出发，来进行这种义利观的实践性落实。其实践着眼点，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上。在找到着眼点后，这种义利观的归宿点应该是上述义利关系的辩证统一，片面对立的状态应该被否定，效率与公平能否同时兼顾，先富与共富能否合理安排，竞争与合作能否实现双赢，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追求能否得到大家同等的重视。所以我们实践的归宿点又可归纳为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竞争与和谐的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当这种统一为我们指明实践的方向后，调动一切社会手段去实践这样一种义利观时我们就得考虑实践的关节点在哪里了。社会的伦理道德生活对其义利观念的贯彻，无非有两种途径或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伦理调节或法律调节。我们的社会主义契约伦理义利观既然是兼容并蓄批判继承的义利形态，其调节手段也不应是单一的，而是需要伦理调节与法律调节的协调统一。

本文所进行的一般性思考中，当然也有其特殊化之处，一般化思考也需要在今后的理论探索中进行特殊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这正好又回到我前面说到的一句话，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有价值的理论，而且理论才可能被实践的群众所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性统一。